饿死数百万人的乌克兰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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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933年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下出现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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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已经解密的档案资料,乌克兰大饥荒的主要责任者之一、当时的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科西奥尔在1930年夏季当地一次共产党干部会议上下达指示说,乌克兰农民不原意同苏联政权合作,试图扼杀苏联政权,但苏共政权的敌人打错了算盘,共产党干部的任务就是要到乌克兰农村中收缴藏匿的粮食,让农民们也尝尝饥饿的滋味。 乌克兰大饥荒的幸存者说,在1932年到1933年大饥荒达到高峰时,乌克兰农村中甚至出现了人吃人,以及在冬季把已经埋葬的猫、狗、家畜和人的尸体重新挖出来再食用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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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行农业集体化期间,大量苏共党员被派往农村,动员农户加入集体农庄,他们在乌克兰遇到了消极的和积极的抵抗,最终导致对乌克兰“富农” 阶层的集体逮捕和流放。大量擅长耕作、富于农业经验的乌克兰农户被划为“富农”,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导致乌克兰本土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率下降。免于被流放的农户,因为担心被划成富农,因此不愿耕作,其直接结果就是1932年乌克兰粮食产量暴跌。当年预期在全苏联可以收获9070万吨粮食,但是实际上只收获了5500万到6000万吨。苏联政府征得的粮食数量也从预期的2650万吨下跌至1850万吨。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1932年8月7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项新法令,规定“盗窃集体农庄财物”可以判处死刑。这一法令从根本上禁止农民将任何农产品据为己有。至1933年1月,有 7.9万名农民根据该项罪名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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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禁止农民占有收获的粮食后,1932年12月6日,苏共政治局颁布了另外一项秘密命令,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农具、牲畜、种子)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根据climate and food problem in Russia: 1900-1990一书,从1933年起,苏联官方用了新的粮食统计手段,不用实际收到谷仓里的数字,而用“生物学产量”,极端夸大农田的产量,目的是作为定量强迫集体农庄多交粮食。以致于30,40年代的苏联农业产量超出了任何外国专家的想象。苏联专家到了50年代都试图在研究的时候纠正30年代到40年代的数字。

饿死数百万人的乌克兰大饥荒 这几项惩罚性措施实施数月后,到1933年春天,在全乌克兰范围内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饥荒现象。苏共和乌克兰政治局发出了一些补救性的命令,包括向饥荒地区运去32万吨粮食,但同时自乌克兰向外运出粮食的行动仍未停止。当年春天在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干旱加重了饥荒的程度。与此同时,苏联政府禁止灾民向外流动,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断,到这些地区的旅行被禁止。任何未经许可便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作为“阶级敌人”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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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冬和1934年春,乌克兰气候条件转好,1934年农业收获量有所提高,乌克兰饥荒状况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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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官方统计数字,死于乌克兰大饥荒的人数只能进行估算,具体人数在250万到480万之间。除了饥饿外,缺乏营养、抵抗力下降后导致的疾病感染(主要是斑疹伤寒和伤寒)也是主要的死亡原因,尤其是城市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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