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美女间谍上演真实版“潜伏”

1911年农历9月11日,胡济邦出生于浙江省永康县古山镇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

1927年,胡济邦16岁,考入杭州法政学校,那一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大屠杀、马日事变,共产党奋起反抗,举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暴动,腥风血雨迎面扑来,正值豆蔻年华的胡济邦在此时开始接触革命思想。第二年夏天,胡济邦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加入反帝大同盟。这是我党领导的爱国群众团体,任弼时、潘汉年等人曾参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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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12月,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到达南京,17日,南京、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安庆、苏州、济南等地学生共3万余人,从中央大学出发,举行声势浩大的联合总示威。胡济邦作为中央大学护校委员会13名委员之一,慷慨参与。 1932年夏,因为参加抗日运动,胡济邦被学校开除。21岁的年轻姑娘毫不气馁,立即北上,到北京大学旁听,她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革命活动。

1933年春,在国民党兵工署预算处当会计,深得署长俞大维信任的四兄胡济时介绍胡济邦进入俞宅,教授俞公子英语。兵工署署长是国民党高官,经常参加蒋介石的重要军事会议。胡济邦借此获得了大量国民党核心军事机密。圆融通达的胡济邦,颇得俞大维一家喜欢,俞大维本人也对胡济邦从不防范,常在公务之余,和胡济邦谈论国事。 1933年7月的一天,俞大维从庐山回到南京,对胡济邦欣欣然道:“蒋委员长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了进剿共军的详细计划,我看,朱毛红军这次的日子恐怕不长了……”胡济邦认定俞大维一定有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因为兵工署长必须熟悉军事部署,不然,无法向各部提供武器弹药。胡济邦不动声色,没费多大周折就找到了俞大维从庐山带回的一大摞军事文件,都是绝密材料。她用最快的速度一一拍照,将情报送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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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红色通讯社刊出这些绝密文件的时候,蒋介石大惊失色,气得差点晕倒。

1933年夏,经二哥胡济川和恩师何浩若举荐,又有俞大维和胡济时的说合,胡济邦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国际司五科(护照科)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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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春,23岁的胡济邦由卢涛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中共秘密党员王昆仑即来找她,请她办几张前往苏联的护照。在白色恐怖下,如果按正常渠道申请护照,恰是自投罗网。故而共产党人往往从满洲里和新疆偷越国境,但那是十分危险的。如果能拿到真正的护照,盖上外交部的大印,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国绕道去苏联了。“县官不如现管”,王昆仑考虑,倘若转弯抹角从上层找关系,牵涉面太广,反而误事,他很自然地想到了已经打入护照科的胡济邦。当王昆仑遮遮掩掩地向胡济邦说明来意,聪明的胡济邦嫣然一笑,打趣道:“堂堂国民政府立法委员,需要几本护照还不容易!需要几本?尽管吩咐。我明天就给你送上。”王昆仑欣喜异常,没想到如此轻而易举就能拿到护照。 16本护照到手后,还要从南京安全送往上海,交到有关人员手中,而此时王昆仑已被军统戴笠列入黑名单,行动受到沈醉的严密监视。形势危急,胡济邦假扮成王昆仑的情人,以去上海度周末为由,结伴而行。沈醉嗅出其中奥妙,即在上海霞飞路霞飞坊王公馆四周布控,来个守株待兔。但王、胡二人更为机警,他们在上海站下车后,根本没有回家,而是让胡济邦入住东方饭店,王昆仑下榻青年会,两人迅即赶往事先约好的接头地点,将护照交与组织。沈醉他们守了一夜,连个人影也没见到!只好以“王和情人在外夜宿未归”电告戴笠复命。一场风波化险为夷。此事给当年党中央军委书记、总管特科的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当面夸奖胡、王二位:“多亏你们搞到了出国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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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胡济邦被派往国民党驻苏使馆工作。组织上交代她任务:利用国民党大使馆的岗位为党(如客观需要)也包括为苏联党做工作。 1936年初,胡济邦在上海独自登船,乘一艘苏联破冰船,到达海参崴,然后坐了9天9夜的火车,穿过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任当时的中国驻苏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胡济邦作为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的新闻专员抵达莫斯科,是中国有史以来派驻国外的第一位女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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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济邦在苏联,遵照临行前党的指示,利用合法身份,通过外交途径,致力于中苏文化交流,结识众多的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如与列宾齐名的画家苏里科夫,著名油画家康恰罗夫斯基等,都和她是很好的朋友。她还拜康恰罗夫斯基为师,学习油画。康恰罗夫斯基十分喜爱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国女外交官,特地为她画过两张肖像画。当年,让苏联人民大饱眼福的中国艺术展,先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展出,事无巨细,都由胡济邦一手操办。她热心相助袁牧之、陈波儿赴苏学习戏剧、电影。后来,袁牧之筹建中央电影局,任局长,陈波儿组建东北电影厂,创建北京电影学院,为我国电影艺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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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济邦到苏联去,党组织指定曹亮为她的组织联系人,两人还约定了通讯代名和暗语(曹的代名为君碧)。但胡济邦到莫斯科后连着几个月都没有接上党的关系,这可把她急坏了!几次写信回国,向曹亮询问情况,谁知,原因是帮她带组织关系的两位同志因故未去苏联。1936年冬天,曹亮将这一情况告诉夏衍,请他为胡济邦介绍组织关系。夏衍通过秘密途径请史沫特莱托一位海员带信给在莫斯科的萧三,萧三很负责任地找胡济邦谈话,并把她介绍给苏联方面。以后胡济邦多次向苏联同志提出要求会见中国党组织,但每次苏方都说因工作性质需要特别保密,不宜与其他人发生联系。除工作外,苏方也经常为胡济邦组织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介绍国内斗争情况、国际形势,苏联同志解释说:这就是“特殊的组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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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的悠长岁月里,胡济邦继续为党的事业奔波。经常提供在国民党驻苏使馆以及国民党访苏代表团方面取得的情报。其中许多内容都涉及国民党的反共阴谋。虽然没有和中共党组织取得直接联系,但胡济邦时刻牵挂着国内。1937年,胡济邦委托由英伦回国、途经莫斯科的于炳然(解放后曾任重庆市公安局长)带给曹亮250美元,信中暗示是她交的党费。之前,约在1935年底,胡济邦也将自己出国置装节约下的300元交了党费。
据原国民政府驻波兰大使馆临时代办姜治方回忆:“胡济邦是一位活跃在东欧外交界的中共地下党员。曾到华沙托我为国内代购通讯器材。”另一位知情者这样写道:“据笔者所知,胡济邦是中共地下党员,奉党派遣进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门派驻苏俄。她的共产党员身份始终未被察觉,特别是傅秉常担任驻苏大使时,对胡更是信任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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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国民党驻苏使馆起义,4月,阔别故土13载的胡济邦以赴欧学习为名离开国民党驻苏大使馆,乘飞机经瑞士抵香港回国。中途胡济邦考虑到路途遥远,在境外时常停留,尤其是到香港后还要待命,有诸多意外。机智的胡济邦在途经瑞士时,将不便随身携带的美元、金洋90枚等存入瑞士银行保险箱,回国后即向组织报告。1953年2月,由我驻瑞士使馆取出了这批美元,胡济邦把这笔外汇折算成人民币1万多元(相当于现在的1千多万元)全部捐献给了外交部幼儿园。1949年5月,胡济邦历尽艰险,回到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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