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徐光英等人领导和发动了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攻打公安局，随后在此宣布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这里也成为了中国大城市中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被誉为“东方的巴黎公社”，广州起义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后的一次城市暴动。
南昌起义爆发后，以瞿秋白领导的临时中央认为“中国革命史高涨而不是低落，中国革命的高涨而且是无间断的性质。各地农民暴动的继续爆发以及城市工人中斗争的日益剧烈，显然有汇合而成总暴动的趋势”。正是在这里的指导下，中央指示在广州发动起义。
1927年11月，张发奎、黄琪翔为了迎接汪精卫回到广州，重新夺回广东，发动了所谓的“护党运动”，将李济深第八路军指挥部，黄绍竑第7军军部以及广州城内部队全部缴械。张发奎出任广州政治分会军事委员会主席，解除了李济深在广东的一切职务。
张发奎为了防止李济深、黄绍竑反扑，将主力部队全部派往外地驻防，留在广州的只有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和梁秉枢为团长的警卫团。当时广东省委决定利用国民党兵力空虚之际，策划发动广州起义。
12月11日凌晨三点半，在广东省委领导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下，广州起义爆发。参加起义的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黄埔军校特务营、广州工人赤卫队和广州郊区、南海、花县的部分农民武装，总人数达6000多人。
广州起义爆发以后，当天夜里总指挥召开会议，分析起义后的军事形势。当时广州周围的国民党军正纷纷向广州回援，形势对起义部队十分不利。叶挺、叶剑英主张趁国民党军主力还未达到之前，起义部队连夜撤往海陆丰，同南昌起义部队会合。但这个正确的意见却被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否决，他照搬俄国革命模式认为必须以城市为中心，而且要求进攻，进攻，再进攻。甚至认为叶挺主张的战略撤退就是要去当土匪！
而作为此次起义领导人的张太雷在这个关键时刻也未能站出来公开反驳纽曼，最终广州起义部队失去了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机会，陷入了张发奎部队四面包围的被动之中。12月12日下午，张太雷在参加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后，返回指挥部途中遭到袭击中弹身亡，更是让整个广州起义陷入到群龙无首的状态。
面对这样的情况，在前线与国民党军作战的叶挺，在与总指挥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决定趁包围尚未完全合拢，率领教导团等部队撤出广州。但市区内的工人赤卫队因为分散，并未接到消息。而城内残存的起义部队，最后在叶镛等人的带领下，前往了海陆丰，与澎湃的农民起义军会合，留下了革命的火种。
12月13日，张发奎的部队攻入广州市区后，喊出了“杀绝共产党”的口号，在广州城内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当时广州城内的国民党军警，进行了全城大搜捕，凡是不会讲粤语的，抓住就杀，甚至看着体貌不像本地人的，连问都不问直接就杀。
根据12月14日《申报》的报道“市内击毙红军，遍地皆是，约数百人。朱晖日回公安局，维持治安，并派警察分向各工会搜捕共党。事变时共党对警察多所杀伤，故此次警察遇见共党，即以刺刀洞其胸泄愤。”
广州起义是在瞿秋白领导下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策划的一次盲目的武装起义，不顾敌强我弱的现实情况，盲目照搬俄国城市暴动模式。最终在广州红旗仅仅打了三天，却使得5700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流血惨死，也将党在广州从大革命时期积累的组织基础，断送得干干净净。
也使得原本对共产党还比较宽容和同情的张发奎、黄琪翔等国民党将领，走向了另一面。曾经共产党和工人在广州还能公开活动的场面从此成为历史。原本明明可以利用国民党内的矛盾，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却就此白白浪费。反而在起义失败后，张发奎、黄琪翔先后隐退，汪精卫再次下野，蒋介石也就此在广州东山再起。
直到多年以后，党内才认清了左倾机会主义和盲目主义的危害。周总理后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反思，“在革命处于低潮应当退却的时候，不善于退却，如在广州起义时期”“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机会的退却……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广州起义的失败，也成为了数千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惨痛教训。
